中国体育与“国际标准”的距离:首先要达标制度和人的标准
如果有个人提出中国竞技体育应该达到更高的“国际标准”,很多体育界人士会觉得困惑、不屑甚至愤怒。
0181232017-03-30 08:30     来源:天天快报 文/房学峰


如果有个人提出中国竞技体育应该达到更高的“国际标准”,很多体育界人士会觉得困惑、不屑甚至愤怒。


我猜——


这个人可能会被带进玲珑塔下予以教导:从“鸟巢”到“水立方”,哪处设施不是国际标准的?


这个人可能会被带入某个体育产业论坛或者某家体育公司予以教训:从体育产业的五万亿到体育旅游的一万亿,哪种设计不是国际标准的?


这个人还可能会被带到体育馆路一带予以教育:从这个中心到那个中心,哪个屋里的人不都比村长官大?这岂止是国际标准,简直是超国际标准了……


看来有必要稍微举出几个并非全部的理由,证明中国体育界“国际标准”的欠缺——


第一个问题,国际标准的制度建设。


按照伍绍祖时代的设计:成立项目中心,是中国体育的管理体制逐渐向协会化方向演变的一个过渡。在这一体制创立之初,中国体育的面貌的确焕然一新,行政效率最大化形成的上下同心式的“动机共振”、是北京夏奥会中国在竞技体育成绩方面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在那以后,这种体制不是在向协会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在向它的反面发展,成为了制约“体育生产力”(可以从体育事业、体育产业、体育文化等多个角度予以定义)健康发展的生产关系。换个简单但有点儿刻薄的说法就是:项目中心体制形成之初,是所有人都升官了或者看到了仕途的良好前景,于是转化成了正能量的行政效率;但在它逐渐僵化异化之后,做官就变成了人生目标、行业发展就变成了官场砝码、各司其职成了画地为牢的理由……,甚至连上下同心都成了利益均沾的借口。


因此在中国体育管理体制的去行政化改革中,按照国际标准进行制度建设就具有必然性,其中又有两个重要命题:一是中国奥委会的实体化,二是单项运动协会的实体化


就中国奥委会的实体化而言,其目的应该是通过更有效率的手段,提升中国在奥运会成绩方面的硬实力和在奥林匹克文化方面的软实力,不进行这样的改革,就难以解决大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文化的多重诉求,因为按照国际化的做法:政府主管部门的责任应该是制定政策和监管服务,单项运动协会的责任应该尤其侧重于大众体育的开展和项目市场的开拓,而NOC(国家奥委会)的责任则同时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升。在这方面,英国式的“混合型举国体制”,或许是一个可以借鉴的标准。


据我观察,中国体育界正在寻求以中国奥委会名义对承担奥运会任务的冬夏项目国家队进行“扁平化管理”,这一方向和思路是正确的,


相比之下,单项运动协会的实体化比较复杂,我觉得它至少分成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已经在我国发育到一定成熟度的职业体育项目,例如足球和篮球,坚决拥戴姚明主席、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显然是符合国际标准的举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不要把本来已经下放的权力再收回来,就像《杜鹃山》里的那句台词,不要是“砸开的锁链又戴上”。


第二种,是在我国发展得“全面滞后”(就竞技体育成绩抑或大众体育基础而言)的那些体育项目,最典型的例子是冰球和极限运动。其较好的解决办法,或许是一开始就做好协会化的、国际标准的顶层设计,尽量不走老路和弯路。


第三种,是那些并没有充分职业化、并且今后也不可能全盘职业化的项目,这里姑且称之为“国家体育项目”(这里借用的是奥运会历史上“国家运动员”的概念)。较好的做法,或许是“成熟一个再摘一个”,就像刘备对庞统说的:“上策太急,下策太缓”,可能“中策”比较合适。


总之,制度的改革不能是无中生有和异想天开的改革,从同治二年建立的英格兰总球总会开始,就有国际标准的良好榜样。


第二个问题:国际标准的人才选拔。


如今,中国竞技体育的教练员危机要大于要大于运动员危机,在我看来:与其选拔那些当领导的或者正想学着当领导的教练员,不如选拔些桀骜不驯年轻气盛连天都敢捅破的教练员,其中又尤其应该注意提拔那些在自己的领域具有国际威望和国际影响力的人物,即尤其应该按照国际标准进行人才选拔。因为在这方面可以举的例子太多,我就说三位原北京队运动员吧、而且只限于女运动员——


第一个是翟超。


如果一个中国球员在拜仁慕尼黑或者巴塞罗那俱乐部打主力、并且获得了欧洲冠军联赛冠军的话,他该不该进入中国的国家队呢?假如一位中国足球运动员当选了“世界最佳运动员”的话,他该不该进入国家队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看似清晰,但想起十年前翟超的故事,我又拿不准“正解”了——


很多人知道翟超,是因为她是以前中国男足高中锋翟飚的妹妹。1998年,她离开北京队到德国打球,在2002年被世界手球联合会评选为“世界最佳女运动员”。再后来,她到了丹麦的Larvik HK俱乐部,这个俱乐部获得女子手球欧洲冠军联赛冠军的次数排在历史第四位,相当于足球的拜仁慕尼黑或者巴塞罗那。这家俱乐部获得前两次欧冠联赛冠军时,翟超都是队里的主力,第一次是在2006年、第二次是2009年。


也就是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翟超仍然保持着很高的水平,但这位出生在北京的运动员并没有出现在北京夏奥会中国手球队的名单里。


我有好多年没见过翟超,不知道这件事里有没有什么隐情,但至少我认为:当年中国队不使用翟超是一个错误——你把一位世界级球星放在场上,至少能让队伍里有一个精神领袖、并且能给对手造成威慑。


北京奥运会上,翟超在俱乐部里的丹麦队友虽然没能连续第四次获得奥运会金牌,但她的挪威队友得到了金牌:14位选手里8人是翟超的俱乐部队友,其中的大部分人,四年之后再次赢得了伦敦奥运会金牌。


我举这个例子,没有批评什么人的意思。我只是想说:中国竞技体育原本就有限的国际化人才里,很多并没有被中国所用,这和中国体育界在使用人才的时候采用的标准有关——优秀运动员,无非就是傲气大于官气、走路鼻孔朝天见了领导不会低头逢年过节不往领导家送礼罢了,但作为管理者,用好他们的一技之长,让他们干自己的专业就是了。


第二位是任彦丽。


在代表中国队获得世锦赛银牌和铜牌之后,任彦丽加入日本藉并改名宇津木丽华,先是担任了1998年亚运会日本代表团的旗手,然后以选手身份为日本队获得了2000年奥运会银牌和2004年奥运会铜牌。担任日本女垒主教练之后,她率队连续赢得2012年和2014年世锦赛金牌,这距离日本上次赢得世锦赛金牌已经至少过去了42年。


据我查到的信息:任彦丽已经在2015年年底卸任日本队主教练职务,是否可以请她出任中国女垒进军东京奥运会的教练另当别论,但我觉得让她偶尔给中国女垒顾问一下还是可以的。


这其实是一个“取法乎上”的问题:虽然不见得让翟超当教练,但中国女手要想有所作为,师法欧洲尤其北欧很有必要,韩国虽然强,但如今已经从世界前三名没落到十来名了,你总是请韩国教练的话,就很难通过战胜韩国的方式获得东京奥运会席位(日本是东道主,中国队在亚洲的出线对手因此而只有一个韩国);虽然任彦丽不见得肯定会帮助中国队,但世界排名第六位的中国队不去跟排名第一的日本队(当然排名第二的美国也可以)学,要想战胜世界排名第五的中国台北队会有点难度吧?


第三位就是郎平。


二十来年前袁伟民教练给我讲过一个我至今仍印象深刻的观点:省市队教练和俱乐部教练平时研究的是怎样对付其它的省市队或者俱乐部队,而国家队教练研究的是怎样对付其它的国家队。


因为这个理由,美国篮协一直会任命一位专职的国家队教练,虽然他平时也执教于NBA或者NCAA,但主要责任是为国家队服务,例如著名的“老K”教练(Mike Krzyzewski),在担任美国队主教练之后(此前作为助理教练,获得过1984年和1992年奥运会金牌),率队取得了2008年以来奥运会+世锦赛的五连冠,他的超过一千万美元的年薪物超所值,是人家自己努力的结果。


郎平也是这样,虽然在再次执教中国队之前是执教于俱乐部队(类似波波维奇之于马刺、或者沙舍夫斯基之于杜克大学),但她对世界排坛的格局了然于胸,绝非普通的俱乐部教练所能匹敌。因此在她执教伊始,就能以国际标准组建训练和保障团队、以国际标准选拔年轻队员——从袁心玥到朱婷、再从张常宁到龚翔宇,“慧眼识珠”的本质是国际标准、而且是前瞻性极强的国际标准。


第三个问题:国际标准的人才塑造。


以国际标准塑造优秀运动员,这是中国竞技体育如今面临的又一个重要课题。


中国的优秀运动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分别扮演过“英雄榜样”、“财富榜样”、“娱乐榜样”的角色,比照国际标准来看,很多体育明星都会扮演这样的角色,固无可厚非也。但就中国竞技体育的未来而言,仅仅塑造这样的榜样还不够,还需要有全面发展的榜样、历久弥坚的榜样、延续传统的榜样和国际化责任的榜样,姑举几例:


首先是全面发展的榜样——


在十几天前结束的世界自由式滑雪及单板滑雪锦标赛上,中国选手齐广璞在空中技巧比赛中战胜了获得过索契冬奥会银牌的澳大利亚人莫里斯(David Morris),但后者身上有值得中国运动员学习的地方:莫里斯不但是优秀的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还有体操、啦啦队、蹦床的教练证书;他在温哥华冬奥会受伤后东山再起的故事,被他写进了自传,这使他成为一名励志演说家;他的理想不仅是自己拿金牌,还要与各国运动员合作发展空中技巧项目;他除了有体育教师的“上岗证书”之外,还有数学教师的职业证书……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齐广璞应该学着当数学老师,而是想说:重要的是在你身边找到榜样。


再看历久弥坚的榜样——


很多世界级体育明星,在四十岁甚至更大的年纪,仍然坚持在赛场上,这种历久弥坚很值得中国运动员学习。在今年亚冬会举行的同时,日本的女子跳台滑雪世界冠军伊藤有希获得了世锦赛银牌,她的偶像是其同乡葛西纪明,在她出生的那一年(1994),葛西纪明第一次获得冬奥会奖牌,到她二十岁那年,葛西纪明再次获得了冬奥会的银牌和铜牌,今年的世锦赛,葛西纪明也参加了比赛,并且表现出了很高水平。


在今年的冬季两项世界锦标赛上,奥运会历史上成绩最出色的冬季运动选手、挪威的比约恩达伦再次参赛并且得到了奖牌,这位获得过13块奥运会奖牌和48块世锦赛奖牌的名将是在去年四月决定复出参加平昌冬奥会的,以他43岁的高龄,要想得到第九块奥运会金牌非常困难,但他的历久弥坚却令人钦佩和值得学习。


相比之下,中国的优秀运动员很缺乏这种坚持在赛场的勇气,经常在未满三十岁时就退役了,就现役选手而言,或许还搏杀在赛场的林丹和决心“一辈子跑船”的徐莉佳是例外。


又看延续传统的榜样——


世界体育史上,很多优秀运动员的子女也成为了优秀运动员,在我国,这样的例子则只能数出例如张友生和张晨张常宁兄妹等有限几个。而实际上,子承父业、女承母业,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化标准。


里约奥运会时,我唯一一次热泪盈眶不是在中国女排夺冠的时候(因为很早我就撰文说进入决赛的会是中国队和塞尔维亚队),而是巴西选手Martine Grael获得女子49人级帆船比赛金牌的时候,夺冠之后,瓜纳巴拉海滩上的巴西民众把她连人带船带国旗高举起来行进,就像是提前举行着的狂欢节。我的感动,是因为她的父亲是巴西奥运会历史上最杰出的选手Torben Grael(1984年到2004年间获得过包括两块金牌在内的五块奥运会奖牌)、她的哥哥Marco Grael也参加了里约奥运会的帆船比赛。


同时是里约奥运会的帆船比赛,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55岁的阿根廷名将Santiago Lange获得了纳卡拉级比赛的金牌,这是他在六次奥运会经历中获得的第三块奖牌,而他的两个儿子,则代表阿根廷参加了里约奥运会的男子49人级比赛。


这样的故事,难道不值得中国的优秀运动员们效法吗?但我看到的更多情况,则是某位中国的杰出选手在做这样的表达:孩子吗,玩玩儿体育是可以的,千万不能干专业……


最后看国际化责任的榜样——


也是在里约奥运会时,我非常关心两位选手的表现:一位是津巴布韦的国宝级游泳名将考文垂(Kirsty Coventry),她在女子200米仰泳比赛中获得第六名,没能在第五次参加奥运会时获得自己的第八块奥运会奖牌;另一位是斯洛伐克的射击名将巴尔特科娃(Danka Barteková),这位大美女在女子双向飞碟比赛中没有进入决赛。


我关心她俩的原因,是因为她们都是现任的国际奥委会委员,她们仍然活跃在赛场上而不是活跃在官场上,这难道不值得中国的优秀运动员们学习和效仿吗?


因此在我看来:一者中国的优秀运动员应该积极投身国际体育事务(在这方面杨扬和徐莉佳是少有的代表),在这个舞台上提高中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让中国体育文化更好地融入世界;二者中国的体育主管部门,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培养优秀运动员进入国际体育组织。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只有用国际标准塑造中国的优秀运动员,才能内外兼修——对内,让他们成为青少年的更全面榜样而不仅是财富和偶像榜样;对外,让他们代表中国体育更好地影响世界,最终从国际标准的追随者变成国际标准的参与制定者……


第四个问题:国际标准的团队建设。


说到国际标准的团队建设,首先需要区分“集体”和“团队”两个概念:“集体”属于“齐唱”,是牺牲个性求得共性的步调一致;“团队”属于“合唱”,是在尊重个性的基础上求得目标的一致。因此“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相比,是一种比较过时的价值观。


今天竞技体育的团队建设概念里内容很多:例如运动员与教练员团队、运动队的科研后勤辅助团队、项目推广团队、项目管理团队等等。用国际标准进行团队建设,不但是个竞技体育命题,更是一个超越竞技体育的命题。这个话题太大,姑举中外各一个例子。


外国的例子是美国游泳的“队文化”——


中国的体育传媒,都很关注里约奥运会上发生的这样两个事件:其一是菲尔普斯获得了自己的第23块奥运会金牌,其二是美国在这届奥运会上一共获得了16块游泳金牌。


但我却想指出这两个数字里包含着的另外三个数字:第一,菲尔普斯的23块奥运会金牌里10块来自接力,66个世界冠军里29个是接力;第二,获得里约奥运会金牌的美国游泳选手一共有33人,中国和美国最近两届奥运会的游泳金牌数量之比从5比16变成了1比16、获得金牌的游泳运动员人数之比从3比25变成了1比33;第三,莱德基(Katie Ledecky)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第139块奥运会金牌,埃尔文(Anthony Ervin)获得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第91块奥运会金牌。


第一个数字的“队文化”意义在于主角与配角的关系:


美国游泳总在发生的场景,是明星选手为了队友的利益全力以赴、队友为了塑造明星的更大传奇而全力以赴,这种情形,同时也出现在例如阿姆斯特朗与其车队的队友身上。


第二个数字的“队文化”意义在于个体与群体的关系:


在里约奥运会的美国游泳队里,菲尔普斯称不上“大哥”,因为他太年轻,真正的“大哥”是安东尼·埃尔文(Anthony Ervin)。此前十六年的悉尼奥运会,埃尔文终结了俄罗斯名将波波夫的神话,赢得了男子50米自由泳金牌,是美国游泳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奥运会金牌的非洲裔选手。2001年以后他退出泳坛专心学业。但这位选手非常有公益心,印尼海啸的时候,他拍卖了自己的奥运会金牌,把所有善款都捐献出去。2011年,30岁的埃尔文重新开始游泳训练,并且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参赛权,但他没有赢得奖牌。里约奥运会上,35岁的埃尔文在4乘100自的半决赛中出场,但他的实力不足以参加决赛,于是美国队换上了菲尔普斯。结果,菲尔普斯以强有力的第二棒帮助美国队艰难地战胜了上届冠军法国队,帮助埃尔文获得了一块宝贵的金牌。因为按照奥运会的规定:当某队在接力比赛中夺冠的时候,参加过预赛(半决赛)的选手也将获得金牌。


这块金牌的激励作用是显然的,几天以后,埃尔文再次赢得50米自由泳金牌——这让美国人增加了他们的“文化自信”,诸如十六年传奇、非洲裔选手、公益事业等等。


第三个数字的“队文化”意义,我一时半会儿不能全说明白,反正这两所破学校的学生得到的奥运会金牌数量之和,超过了中国的历届奥运会金牌数之和。

中国的例子是乒乓球——


这是一个可以写成一本书的话题,为了避免把文章写得太长而有骗取更多稿酬的嫌疑,我在这里就只说一句话吧:在利用新媒体手段营造文化影响力方面,我觉得自里约奥运会以来世界上只有两个人堪称表率——


一个是美国的现任总统,另一位是中国乒乓球队的现任总教练…


本文转载自天天快报,作者:房学峰,图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原标题:姚明最大的身份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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