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我与足球结缘的故事
2016年5月,中国足协正式成立了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再加上此前早就成立了的仲裁委员会和纪律委员会,中国足协三大“法律机构”鼎足而立的局面正式形成,标志着我国足球改革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0398672018-01-27 17:00     来源:《民主与法制》杂志 作者/祁彪


根据足球改革的要求和规定,2016年5月,中国足协正式成立了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再加上此前早就成立了的仲裁委员会和纪律委员会,中国足协三大“法律机构”鼎足而立的局面正式形成,标志着我国足球改革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2017年5月11日上午,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的国际足联第67届代表大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中国足协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主任何家弘通过投票表决当选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调查庭委员,成为中国首个进入国际足联担任职务的法学教授,中国的足球外交迈进了一大步。

如今,何家弘在国际足联和中国足协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的任职都已经有了一段时间,我们争取到和他独家对话的机会,听他讲述和足球结缘的故事。      

关于足球的回忆

  

记者:我们了解到您在青年时期就很喜欢足球运动,参加工作后仍然坚持参加各种业余足球比赛,只是后来考虑到年龄的原因才开始转为打羽毛球,能否回忆一下您和足球结缘的故事?

何家弘:我自幼喜爱足球,甚至曾经有过足球明星的梦想,但是因为能力所限,只能把足球作为业余爱好。从上大学到读研究生,从留校任教到留学美国,我也不断地参加一些最低级别的业余比赛。1992年,人民大学法律系举办首届“公正杯”足球赛,本科生是一个年级组成一个队,研究生组成一个队,教工组成一个队。我是教工队的队长,在五场比赛中一人攻进八个球,最终荣获了“最佳运动员”的称号。学生说,他们原来都以为一个名叫朱国峰的本科生最可能获得这个奖牌,没想到让何老师夺走了。朱国峰毕业后到中央办公厅工作。十年之后,我在人民大会堂参加活动时还见过他,谈到过当年的足球比赛。那个奖牌虽然简陋,但我一直摆放在书桌上方,因为它记载了我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页。2003年年初,我在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做客座教授期间,应该校内地学生的邀请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了一场足球比赛。那是我踢的最后一场比赛,随后就在妻子的劝说下告别绿茵场,转而学练羽毛球。在我那三十多年的业余足球生涯中,有一场比赛是终生难忘的,那就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次“假球”。

  

1985年,我在人民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时,代表法律系出战学校足球联赛。最后一场比赛是法律系与统计系对阵,两队学生的关系很好,应该是一场友谊赛。由于是大循环赛,而且各队之间互有胜负,所以我们都有夺冠的机会。如果统计系胜,则他们是冠军;如果法律系胜两球以上,则我们是冠军;如果两队战平或法律系仅胜一球,则另外一个系为冠军。在将近90分钟的比赛中,我们两队都是全力以赴。快结束时,我队仅以一球领先。就在此时,对方获得角球,于是他们大军压上,连身材高大的守门员都站到我方门前寻找头球破门的机会。我踢的位置是左前锋,站在禁区前面。然而,对方开出的角球在空中划了一个很大的弧线,竟然落到了我的面前!我无暇细想,用头一顶,绕过对方最后一名防守队员,带着球,一路狂奔,冷静地把球打入对方的空门。法律系获得了冠军,我非常兴奋。但是后来有人悄悄对我说,那最后一粒入球,其实是对方的“放水”。各系足球队的主要成员都是本科生,而我们两个系的本科生都不愿意让那个第三者获得冠军,因此在赛前做了约定——如果比赛接近尾声时我系领先一球,他们就让我们再进一球;如果是平分,我们就让他们攻入一球。从感情上说,我不愿意接受这种说法,但是经过理性的分析和思考,“放水”之说,不无道理。诚然,这只是业余比赛中一次并无大害的假球,是很难与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中的那些假球相提并论的。但是,假球就是假球。

  

与各种体育比赛一样,足球场上讲究的是胜负,追求的是奖杯和奖牌。然而,在附着了各种利益的奖杯驱动下,足球赛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演示人性阴暗面的场所。于是,我们看到很多赛场内外的弄虚作假和野蛮暴力。在那里,人们崇拜的就是伟大的运动员,并不是高尚的运动员。于是,“高尚”就成为足球竞技场上一个极度奢侈的名词。也许,这就是足球,就是令人爱恨交织的足球文化。

       

关于担任中国足协道德和公平竞赛委员会主任

  

记者:为什么您能够成为中国足协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的主任?中国足协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何家弘:2014年夏天的一个早上,我接到了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张剑先生的电话。以前,我们好像没有见过面。他说,中国足协要成立一个“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他在简要介绍有关情况之后说,经过考察,他们认为我是担任这个委员会主任的最佳人选。究其原因,除了我一直喜欢足球运动外,还非常关注足球行业的发展,经常写一些关于体育、足球方面的文章,包括上一些体育类的电视节目,从法律方面发表关于足球的一些观点,此外我还在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任过职。于是,我就答应了张剑的邀请。不过,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内,我一直没有再听说此事,也就渐渐把它淡忘了。

2015年11月下旬,我作为“中国作家拉美行”的主讲人访问了巴西、古巴和墨西哥。回国后,我发现留守家中的手机里有一条短信,中国足协邀请我作为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主任参加2015年12月16日至18日在云南昆明召开的第十届足协第二次全体会员大会。我对该委员会一无所知,连忙打电话询问。经足协有关部门的领导解说,我才得知大概的情况。这个委员会尚在筹建,目前我还是个“光杆司令”,有关章程和规则也需要协商制定。足协领导希望我通过参加这次大会了解有关情况,以便下一步工作的开展。

这次大会的实质性议程之一是讨论通过《中国足球协会章程》修正案,其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足协与政府脱钩。这是顶层设计,大势所趋。《中国足球协会章程》修正案第五章“法律机构”规定要设立纪律委员会和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前者已经存在,后者正在筹建。该修正案规定,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的成员一般都应该具有法律职业资格,因此加入这个委员会的都是一些法学教授或律师。诚然,我们这些法律人进入足协并不能改变中国足球的乱象,更不能提升中国足球的水平,但这依然是件好事。或许,法律人的思维与行为确实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球赛的公平竞争。

  

2016年5月,中国足协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正式成立,中国足协主席蔡振华分别向9位委员颁发聘任书,由我担任该委员会主任,开始和委员们研究起草《中国足球协会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

根据我们起草的《中国足球协会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工作规则(试行)》,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主要负责查处中国足协管辖范围内的组织和个人的下列行为:引诱、威胁或伤害对方俱乐部官员、参赛人员及足协赛场执法官员,以达到不公平竞赛之目的;贪污、挪用资金、行贿受贿;玩忽职守、滥用职权;使用兴奋剂、毒品;参与赌球、足彩、假球等交易,包括但不限于推销、中介、策划、下注等;违反忠诚、保密、回避、利益冲突等规定或约定;非正常性送礼或收礼;利用职务便利为家庭成员、亲属、朋友及中间人员、关联方牟取利益;违规领取佣金;对国籍、种族、性别、肤色、宗教、语言、信仰、贫富、出身、地域差异的歧视等。道德委可以给出的处罚包括:警告、罚款、取消比赛资格、取消比赛结果、取消注册资格、退回奖项、停赛、禁止进入更衣室和候补席及比赛场、禁止参加与足球相关的任何活动等。

此外,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与纪律委员会的基本分工是,但凡涉及球场内违纪的事情,都由纪律委员会处理。而道德委员会要做的,是处理球场之外的腐败事件。预计从2018年开始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将正式在足球联赛中行使职能,届时也将会厘清和纪律委员会处置问题的边界。

     

关于当选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委员

  

记者:2017年5月11日上午,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的国际足联第67届代表大会上,您通过投票表决当选为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调查庭委员,成为中国首个进入国际足联担任职务的法学教授,请谈一谈这段经历以及您对这份工作的认识。
 

何家弘:成立于2006年的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是国际足联三大司法机构(纪律委员会、道德委员会、申诉委员会)之一,通过调查,道德委员会可以对每一位国际足联官员的违反足球道德的行为予以惩罚,甚至弹劾国际足联主席。
  

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并不针对球赛中发生的裁判误判等球场上的内容进行裁决,而是处理球场外的全球范围内与足球有关的腐败、种族歧视、操纵比赛等问题。道德委员会相当于国际足联的纪检部门,与各国检察机关的工作性质相似,比如道德委员会接到某足协高官可能存在权钱交易等贪腐问题的线索之后,要通过证据搜集、梳理事实,然后举证、质证来确定其是否真的存在问题。

2017年刚过完春节,我从中国足协综合部主任沈睿的来电中得知,国际足联要补选一些委员会成员,中国足协决定推荐我去参选。在提交了个人简历后,我并未抱太大希望,因为当时我觉得亚足联这一关能否通过都很难说。

没想到的是5月的一天,我接到国际足联行政总管马蒂亚斯的电话,说要对我申请国际足联职务进行资格审查。我很轻松地和对方聊起了自己对于足球的了解及热爱、自己从事的法学研究工作和海外讲学经历、自己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挂职担任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的经历以及最近担任中国足协道德委员会主任的情况。半个多小时的交谈中,马蒂亚斯也了解了我的英语交流能力,并告诉我国际足联的工作不会占用太多时间,除非有特别重要的案件,一年也就开一到两次会议。

5月11日上午,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的国际足联第67届代表大会上,我通过投票表决当选了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调查庭委员。按照国际足联章程,我的任期是4年。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分为调查庭和裁决庭,查审分离,目前共有16名委员,调查庭与裁决庭各8人,调查庭的人就像检察官,裁决庭的人像法官。

“规范性和独立性”是我到国际足联上任时最深刻的感受。

7月4日,我启程去瑞士的苏黎世出席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下飞机那时起,我就感受到了国际足联“照章办事”的高效率风格。与国内开会不同,国际足联并未有工作人员负责参会者的接待工作,一切安排都由国际足联交通旅行部门的工作人员通过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通知到每个人。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的“独立性”体现于开会间的每一个细节。在方形会议室内,会场设置并未将国际足联主席的座位放中间,坐在中间的两个人是道德委员会的两个主席,旁边才是国际足联主席及国际足联秘书长。会议开始,国际足联主席致欢迎辞,却“未有一人鼓掌”。其后所有人发言,包括新任委员的自我介绍,也都是没有掌声的。如此一来,会议少了掌声,变得简洁且高效。席间,国际足联主席及秘书长提前离场。道德委员会的正式议程,由国际足联道德部的行政主管主持。

国际足联腐败丑闻频出的那几年,有人曾把国际足联的缩写“FIFA”音译为中文的“非法”,调侃国际足联“无法无天”。我认为,完全靠道德委员会来解决这个世界性难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对道德委员会在国际足联中发挥多大作用持谨慎态度。国际足联改革的主要目的是遏制腐败。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除了靠纪律、道德委员会以外,还要靠各部门间的权力制衡。

在国际足联工作,不同于处理国内的案情,面对的案情牵涉多国利益,这要求办案人员不仅具备专业的法学知识,更要懂得外交之道,协调各方。虽然目前还未真正开展工作,但我已做好了准备,国际足联反腐工作“任重而道远”,我要通过这项工作展现中国法律人的风采。

2018年的中超新赛季,我们期待中国足协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能够为净化足球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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