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的政治纷争加剧国家队、球员及球迷的分歧
在许多年后面对行刑队的时候,安德烈斯-乌雷戈会记起那个久远的下午,那时他及他的部队把一个断头当作足球来踢。
0209702018-08-11 10:00     来源:虎扑翻译 译/kimwong888


在许多年后面对行刑队的时候,安德烈斯-乌雷戈会记起那个久远的下午,那时他及他的部队把一个断头当作足球来踢。在哥伦比亚西部城镇阿尔博莱达,这里的男子会酿制覆盆子酒,孩子们则吃乳糖,当时在这里受到日光照耀的可可树下,乌雷戈及他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人民军(FARC)割断了警察的喉部,然后在一家学校的操场上把血迹斑斑的头颅抽射打中木制的门柱。


阿尔博莱达的人民在18年后才得以复仇。在1月,乌雷戈的尸体同样在那个地上布满藤蔓的山谷被发现,而在2000年5月,他及他的部下就是在这里踢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足球比赛。没有人为他哀悼,反而他的尸体上落下了许多闪闪发光、金红蓝三色的纸屑,当地人庆祝他的死亡。


乌雷戈的罪恶只不过是FARC干犯的花式暴力行为当中的冰山一角,这股左翼游击队叛军在1964年至2017年期间造成22万哥伦比亚人死亡。可是,正如哥伦比亚国立大学的社会学家亚历山大-马德里加尔所说,在FARC的所有杀戮里,“没有一个地方比阿尔博莱达更能令公众萦绕于怀”。


当天发生的事亦令一些FARC军人触目惊心。承认在阿尔博莱达参与其中的埃尔达-莫斯克拉只能一遍又一遍地重覆道:“我会下地狱,我会下地狱。”


“地狱可以是美丽的。”在1967年出版的《百年孤独》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鼓励他的哥伦比亚同胞即使是身处于最丑恶局面里也要寻找美丽的风景。他的魔幻现实主义当中神奇力量简化了复杂艰难的日常生活,令哥伦比亚人得以浸淫在迷人的幻想世界里。


在像阿尔博莱达那样有痛苦记忆的地方,那里的人们带有一种难以解释和理解的感觉,马尔克斯引导他们走进幻想世界,编造神奇的故事填补空虚。他创作的这部光怪离奇的作品把舞台设定在虚构城镇马贡多,使浴血的哥伦比亚在文学世界里占有一席之地。 “在痛苦如斯的一个国家里,我们需要小说去慰藉现实生活。”马尔克斯在2004年写道。


正当阴沉的雾气笼罩在哥伦比亚西部的安蒂奥基亚省翡翠青葱的山脉,并跨降在黑沉厚实的泥土上之际,这个国家似乎重新和应了马尔克斯传达的讯息。正当哥伦比亚于2018年世界杯对阵日本的第一场比赛时,FARC的退役军人在这个早上于小镇亚诺格兰德与曾经受到他们伤害的受害人踢了一场比赛。联合国维和部队的军官在场边为球员送上了温暖的喝采声,有一个人坐在轮椅上,他戴上了粉色的兔子手套,用假肢击打着地面,以示鼓励。


随着皮球在潮湿的赛场上溅起水花,幻想似乎再次在这个国家与现实重合。在1998年塞尔希奥-卡布雷拉的电影《政变》里,卡布雷拉构想FARC与哥伦比亚军方达成停火协议,双方一起观看国家队对阿根廷的比赛。哥伦比亚作客布宜诺斯艾利斯以5-0取胜,双方的士兵自发跑到街上踢球。


在这一天于联合国的支持下,卡布雷拉举办了这场寓意和解的比赛,使他艺术创作的预言变成事实。在一支球队顺利以4-2取胜后,受害人与FARC的战士一起聚集在一个大帐蓬内观看哥伦比亚的比赛,每个人都身穿着国家队色彩鲜艳的黄色球衣,一小股聚拢在一起的金、蓝、红色光芒在这个深谷里散发出来。


FARC与联邦政府在2016年达成和约后,这种刻意安排的和解气象在哥伦比亚十分常见。和约是在和风轻吹的北部沿海城市卡塔赫纳签订,当时举办的露天庆祝堪称是马尔克斯小说里出现的场景。三千位到场的宾客身披白色的围巾,看着一个女子合唱团高歌一曲,以表对游击队的敬意,她们都因FARC而失去了亲人。


通过歌声,这些妇女大概已把怨恨化为宽恕,孩子们也戴上了象征和平的金色耳环,在贝多芬第九号交响曲的声音下起舞,构成了神奇的救赎画面。这时正好《百年孤独》50周年纪念日的数天前,精确切合这部著作的主题。


“夸德拉多及金特罗会那么轻易原谅他们吗?”哥伦比亚日报《观察家报》在翌日的头条向读者提问道。在“咖啡农”的飞翼胡安-夸德拉多还是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吉列尔莫就遭到FARC杀害,在听到枪声后,母亲玛塞拉在当时让他躲在他们的床下。当夸德拉多出来后,他就看到妈妈伏在爸爸的遗体上哭泣。爸爸吉列尔莫任职运输司机,死于无差别的恐怖袭击。


胡安-金特罗是哥伦比亚今年世界杯上最耀眼的球星,父亲在他还是两岁的时候失踪。哈伊姆-金特罗在1995年3月1日在麦德林踏出家门后就从此不见踪影,据推断认为他是被FARC或右翼的准军事部队所杀。


《观察家报》提出的问题反映出许多哥伦比亚人对和约感到不安。正如国家正在演变和发展的文学和艺术,新一代的哥伦比亚人希望抛弃马尔克斯的幻想,他们不认为怨恨和愤怒可以通过这样的叙述得到疏导。 2002年博哈亚大屠杀造成超过100位平民被冷血杀害,对此事及类似残暴行为负有责任的相关人物在实际上没有遭到监禁,社会上对此广有怨言。


“哥伦比亚人有权纾发他们的情感,去抛弃假象,并要求国家减少丑恶的一面。”哥伦比亚作家里卡多-罗梅罗在2016年10月公投否决了和议后的翌日写道。纵使在这次公投遭到否决,但政府在下个月就颁布了和约的修订版。


《观察家报》援引了夸德拉多及金特罗,以表达了他们的不满,象征了国家队在哥伦比亚政治当中扮演的角色,国家队就是身份认同所在的核心。正如安第斯大学的社会学家瓦伦西亚-比利亚所述,在哥伦比亚的建国历史上,波哥大与各省的权力分布不均造成了强烈的乡土意识,妨碍了爱国意识的凝聚。


在比赛日对国家队投放的热情是哥伦比亚人少数可以放下地域意识的场面。内政部在2014年对2475位哥伦比亚人进行了民意调查,94%的应答者称对足球的热爱是国民身份认同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不出意料的是,当阿根廷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1974年的一个会议上提问“哥伦比亚是什么?”时,马尔克斯回应称:“哥伦比亚人与足球相配。”


回到亚诺格兰德,聚集的人群目睹了哥伦比亚以1-2不敌日本而垂头丧气,联合国的维和人员分发着丰盛的木薯粟米鸡汤给他们以作抚慰。因球队的落败而失望的FARC及他们的受害人或许已经找到他们之间的共通点,但主办方对食材的选择是他们想提高参与者集体身份认同感的最后尝试。正如联合国的杰茜卡-法耶塔向在场的听众所说,他们制作的木薯粟米鸡汤采用了哥伦比亚各个地区的食材,包括安第斯的土豆、加勒比的木薯粉、丛林的香辛料及平原上的肉类。


就像是马尔克斯的隐喻,木薯粟米鸡汤又一直被用作形容国家队的政治生态。在1990年代初,拥有勒内-伊基塔及卡洛斯-巴尔德拉马的那支哥伦比亚国家队深入民心,把他们象征的那种共同气质赋予了这个国家。在充斥着法西斯主义政治、贩毒集团及暴力的哥伦比亚,由社会背景各异的球员组成的这个阵容仍然在国家的旗帜下合作得完美无暇。“这支球队就是我们心目中的木薯粟米鸡汤。”记者丹尼尔-桑佩尔在1998年写道。


不过,就像马尔克斯的影响力在哥伦比亚社会受到质疑和改写,国家队的角色也一样。经过2016年公投的余波后,哥伦比亚的政治分歧越发被投射到国家队身上。


在2016年9月,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或许觉得自己在麦德林的劳雷莱斯公园得到一棵木棉树的庇荫而安然无恙。在哥伦比亚的传说里,木棉被视为可以提供一个安全的地方,人们相信这些树木支撑着天空,同时是地下世界的顶盖。正当“咖啡农”在这个全国最激进的城市里备战世界杯资格赛对阵委内瑞拉的比赛时,国家队教头何塞-佩尔克曼在每天下午也会带队来到这个公园,在麦德林酷热的阳光下稍作休息。


当一位记者拿着槄相机匆匆赶到哈梅斯所在的公园长凳时,即使是木棉也无法保护他免受即将发生的全国猛烈舆论批评。这帧照片在2016年10月公投的一个月前被右翼党派泄漏,显示哈梅斯在“不要和平”运动的领导人安德烈斯-帕斯特拉纳及阿尔瓦罗-乌里韦的身边摆姿势拍照。


这位哥伦比亚金童被拍摄到与引发政治分裂的乌里韦在一起已经够糟糕了,许多哥伦比亚人都自视为是乌里韦在2002年至2010年总统任期内的受害人。根据中央情报局向《纽约时报》透露的文件,乌里韦与贩毒活动及毒枭胡安-圣地牙哥-加隆-埃纳奥的杀戮有关,埃纳奥的团伙被指在1994年杀害了哥伦比亚后卫安德列斯-埃斯科巴。


不过,更要紧的是,佩尔克曼曾经郑重指示球员要避开政治讨论,但哈梅斯违背了他的指令,他这样做犹如打开了洪水闸门。拉达梅尔-法尔考及右边卫圣地牙哥-阿里亚斯与歌手夏奇拉及自行车运动员内罗-昆塔纳一起出席支持和解的活动,从而疏远了哈梅斯。中场丹尼尔-托雷斯及亚历山大-梅希亚则以牙还牙,发布视频表态支持不和解。蔓延全国的大论战一触即发,左翼报章《国家报》指罗德里格斯是懦夫,《观察家报》则反击称夸德拉多及金特罗是否要被迫接受和解。


随着政治分歧反映在国家队那件鲜艳的黄色球衣上,他们凝聚国家的作用开始消退。学者安德烈斯-科尔特斯及杰茜卡-胡拉多追踪了2015年3月至2018年3月之间社交媒体上有关哥伦比亚国家队的讯息,并发现有32%引用了“代表队”这个词语以表达他们坚定的政治立场。在2015年3月初,这个数字只有6%。


安第斯大学的苏珊娜-谢拉描述球迷开始更认同本地俱乐部的身份象征,而不是国家队,是自1960年代以来首次出现这样的现象。与此同时,相邻地区球队的球迷之间的暴力行为激增。在2017年,每22天就有一位球迷死亡,比率是2015年的三倍。


在地域及政治分裂复炽之际,小说家圣地牙哥-甘博亚看到哥伦比亚过往的暴力形成的“漆黑深谷”重临。正如他在著作《晚祷者》里描述,“启发马尔克斯的那盏神灯正在渐渐熄灭,只留下一个血腥、悲痛的国度”。这亦反映在变得越来越苍白萧瑟及强调宿命论的文学作品里,打开乔奇-佛朗哥或马里奥-门多萨的一部小说,你看到的是*河蟹*被杀害及大规模枪击案的故事。


不过,马贡多在某程度上是存在的。在2017年5月,FARC宣布他们有意筹建一支职业球队参加哥伦比亚的次级联赛,他们把以前的游击队员改造成球员,又委任法斯蒂诺-阿斯普里拉担任主帅。他们首先受到外界一致的嘲笑,接着就是滔天的怒火。


人们对这样的提案感到愤慨是可以理解。 FARC放置在足球场下的地雷在多年来已造成53人死亡,在最近的2015年,FARC在圣罗莎一处青训场地上放置了430枚地雷。在2001年,他们暗中策划在哥伦比亚主办美洲杯的时候绑架足协副主席,试图吓阻其他球队来到哥伦比亚。没有什么悬念,国家主要的足球机构哥伦比亚足协拒绝了FARC加入职业联赛的要求。


阿拉卡塔卡是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到处都是破旧的木屋和粉色的街道,这里是马尔克斯长大的地方,他笔下神奇的马贡多就是以此为蓝本。正如马尔克斯笔下象征希望及和解的马贡多所具备的魔力似乎正在消散,它加持在阿拉卡塔卡身上的法力亦同样有溃散的迹象。


这个小镇依然是FARC实施最严重暴力行为的地方,毒品交易每年夺去1000人的性命。由于赛场上布满地雷,当地的足球队已经有八年没有运作。阿拉卡塔卡的命运似乎与国家紧扣。在6月17日,中间偏右的政治家伊万-杜克当选哥伦比亚总统,他誓言会否认对FARC的和约,他在阿拉卡塔卡的得票率最高。


随着战争可能爆发,我们或许会在将来回想起2018年6月在亚诺格兰德的这场足球比赛,并觉得在哥伦比亚达成的各项成就当中,这是最神奇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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