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尔维亚政治和足球流氓之间的魔幻羁绊
2016年十月,这位因运输生意而被称为“可卡因骡子”的人刚刚度过了漫长的一天。
0222982018-09-25 08:30     来源:虎扑翻译 译/eidolonsky


贝尔格莱德荒凉的街道上阴风怒号,一辆白色的奔驰轿车在雨中载着亚历山大-斯坦科维奇轻盈地驶向巴切万斯卡大街上渐渐模糊的红绿灯。这是2016年十月,这位因运输生意而被称为“可卡因骡子”的人刚刚度过了漫长的一天。


这一天充满了电话里的窃窃私语和匆匆忙忙的会议,其中交织着足球、政治和犯罪。在贝尔格莱德游击队体育馆对面的一条被西边的教堂和东边的陵园包围的街巷里有一间咖啡厅,在那里斯坦科维奇和他的禁卫军(Janjičari:Janissaries)流氓团伙紧张地谈论着晨报的报道。这篇报道把禁卫军对反对派政客的袭击和总理亚历山大-武契奇的办公厅联系在了一起。


当晚斯坦科维奇从巴切万斯卡回家时,他没有注意到一辆宝马停在一旁的小巷里。他也没有看到的暗色车窗后面坐着两个正给自动式武器装弹的男人。当信号灯由黄变红时,斯坦科维奇已经被17波子弹打成了沫子。他身体的剩余部分已经碳化,第二天早上才在一辆闷燃着的奔驰轿车里被人发现。


如果你今天去那个十字路口搜寻一番,就会发现为斯坦科维奇树立的小小的石头纪念碑。这不是塞尔维亚唯一的这类纪念碑。近来,针对塞尔维亚足球流氓大佬的刺杀导致了贝尔格莱德的街头巷尾多出了不少纪念物。


举个例子,一路向西,来到城市的兹拉斯尼克区,你会发现这里不仅有共产主义时代褪色的粉色和黄色大楼,还有华丽的陶土花朵。


被涂上了贝尔格莱德游击队黑白色的花朵,是为了纪念2016年被杀的足球流氓头领阿兰-科斯蒂奇。


再向东来到富裕的戴迪赫区,你会遇到一排红白围巾挂在斯玻门公园的大门上,樱桃红的染料在贝尔格莱德炎热的太阳下渐渐褪色。这些围巾是在向贝尔格莱德红星队的足球流氓亚历山大-洛格诺维奇和埃里克-约克西奇致敬——他们都是残忍暗杀的受害者。这些例子只是沧海一粟。在2016年,塞尔维亚顶级俱乐部有10位高层被害。而在2017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12。


这些死亡激起了人们对今日塞尔维亚政治的广泛反思。尤其是引起了对政府、足球流氓和有组织犯罪团伙之间关系的密切关注。塞尔维亚这个国家已经开始对披着足球外衣的极端右翼意识形态高度警惕。不要忘记拉多万-卡拉季奇,这位主导了斯雷布雷尼察对7000名波斯尼亚人的大屠杀的波斯尼亚裔塞尔维亚将军在担任贝尔格莱德红星队心理医生期间,就从红星球迷中招募武装分子。还有在1992年三月一个雷鸣般的贝尔格莱德之夜,火光如野火般划过夜空,红星球迷为国家军队高声呐喊“杀死所有克罗地亚人!屠杀阿尔巴尼亚人!”。


20世纪90年代,体育和政治的恶性纠缠导致许多塞尔维亚人把足球流氓视作国家政治这座煤矿里的金丝雀(注:用鸟是否还能鸣叫检测矿内含氧量)。随着连续多届政府都采用和接纳了足球暴力,一旦足球流氓的数量锐减,那么就说明这个国家的政治一定出了什么差错。



记住,这对于一个招募足球流氓上战场、攻击2010年贝尔格莱德同志骄傲 大 游 行上的LGBT抗议者以及2011年在科索沃和塞尔维亚交界处发动攻击的国家来说,这并不奇怪。因此,根据2009年学者理查德-米尔的研究,52.9%的塞尔维亚人在国家队比赛的状态中看到了政府和球迷的暴力,这体现了国家政治体系更广泛的完整性。


当塞尔维亚晋级俄罗斯世界杯后,塞尔维亚人会发现这个现象具有两面性。正如塞尔维亚人把国家队比赛的状态看做国家政治完整性的体现,国际观众也会通过观察塞尔维亚球迷的状态来判断巴尔干半岛的社会进步状况。如社会学家索维克-萨哈所示,自从20世纪90年代参与到南斯拉夫战争里的塞尔维亚球迷组成的准军事部队获得了国际关注以来,塞尔维亚的足球和社会都是透过足球流氓和残暴行为的棱镜被呈现出来的。


近年来,这一国际形象被重申。在2010年,伊凡-博格达诺夫手里拿着电线钳子,脸上照着巴拉克瓦尔盔式帽,在热那亚的路易吉-费拉里斯球场从分离意大利球迷和塞尔维亚球迷的金属旋转门强行突破时,他引起了国际轰动。他发动的群体暴力事件再次加强了塞尔维亚是一个足球流氓和暴行丛生的国家形象。他被意大利媒体用十六世纪沙皇“恐怖的伊凡”命名,博格达诺夫又在2014年重演了20世纪90年代塞尔维亚对阿尔巴尼亚在球场上的群殴。


这次塞尔维亚的俄罗斯之旅,力图展现全新的足球和社会面貌。如副总理伊维察-达契奇告诉塞尔维亚小包Kurir的那样,这个国家需要驱散足球流氓进化成好战分子的虚言。达契奇的信息反映了亚历山大-武契奇政府想要改变自身政治形象——武契奇想要向西方的同行展示一个现代而宽容的国度。所以,塞尔维亚当局要确保任何世界杯期间关于“恐怖的伊凡”的讨论都只是关于那位突然发疯的俄罗斯沙皇。


当塞尔维亚抵达莫斯科和巴西比赛时,根据俄罗斯高等经济研究大学的统计,他们会发现十五座这位沙皇的雕像正在被树立。在贝尔格莱德,塞尔维亚的伊凡也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画像上。2018年早些时候,塞尔维亚内务部长奈博伊沙-斯特法诺维奇对包括波格达诺夫在内的26名大足球流氓颁布了禁足令,直到世界杯结束。


然而,在这个全新的塞尔维亚的讨论中,亚历山大-斯坦科维奇的死照亮了更深一层的真相。虽然塞尔维亚为了获得西方支持而在外交政策上从严对待流氓行为,但在国内,专家认为武契奇的政权和暴力组织是串通的。根据贝尔格莱德犯罪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多布里奥耶夫-拉多瓦诺维奇的说法,比起把足球流氓看做是对法律和秩序的威胁,政府官员其实是把这群年轻人当做政治执法者。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听任流氓们长期从事犯罪和贩毒活动。结果呢?一个反乌托邦式的画面出现在贝尔格莱德街头,敌对的跨国犯罪集团反客为主上演杀戮,却鲜有官方媒体报道。媒体三缄其口的原因在于:这些黑帮团伙通常都和政府官员有联系。


在斯坦科维奇的例子中,一份由有组织犯罪与贪污报告项目(OCCRP)获得的政府内情报报告展示了和伊维察-达契奇的国家安全顾问伊维察-东塞夫有联系的门的内哥罗犯罪团伙声称为谋杀他负责。2017年,武契奇由总理改任总统,他无法声称对此一无所知。媒体报道称,东塞夫和门的内哥罗团伙的联系可以追溯到2008年。


在一个媒体被政府牢牢掌控的国家,这一切灰烬自然可以很轻易地被扫到地毯之下。即使是该国最大的私有广播公司RTV Pink也在2014年到2016年间接受过700万欧元的政府贷款。根据诺维萨德大学媒体研究教授杜布拉夫卡-瓦力奇-奈德洛克维奇所说,RTV Pink比起在接受贷款前,对武契奇的正面新闻报道的覆盖率多了267倍。


鉴于武契奇的背景,雇佣流氓为其服务并不足为奇。克罗地亚周刊Globus在2008年的调查报告发现武契奇自己就是前足球流氓,而且是贝尔格莱德红星臭名昭著的球迷组织“英雄”的成员。武契奇承认曾在“马西米尔之战”中战斗过,那是1990年五月萨格勒布迪纳摩和红星之间的一次骚乱。在这个几乎神话般的事件中,武契奇声称是“英雄”中最先冲上球场的一批人之一。该事件中有76人重伤,或刀刺、或枪击、或催泪瓦斯中毒。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武契奇在南斯拉夫战争中和足球流氓的政治接触。武契奇是切尼可民兵首领沃伊斯拉夫·舍舍利的发言人,后者分别对波斯尼亚维谢格拉德和克罗地亚沃钦的大屠杀负有责任。当舍舍利2009年出现在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仲裁法庭时,呈现在法庭的材料表明武契奇本人可能有从伏伊伏丁那队招募流氓为切尼可作战。舍舍利的审判在2016年结束,而这件事仍悬而未决。


武契奇在2012年到2014年间出任第一副总理时也没有激发人们的信心。在2012年庆祝托米斯拉夫-尼科利奇竞选成功地政治集会上,武契奇和臭名昭著的极右红星球迷组织Obraz首领穆拉登-奥布拉多维奇联袂出席。据称他是2010年贝尔格莱德反同性恋骚乱的主导者,当时6000名极右激进分子用莫 洛 托 夫 鸡尾酒(注:土 制 燃 烧 弹)、砖块和石头攻击了1000名LGBT权益保护激进分子。奥布拉多维奇的Obraz被塞尔维亚宪法法庭在2012年底以促进反纳粹意识形态为由禁止。


正是在这个反同性恋骚乱中,武契奇因为第一次利用他的政府办公室支持足球流氓而在2012年进入公众视野。在这一年,他就任副总理,并宣布展开全国范围的“向犯罪开战”行动。也是在这一年,塞尔维亚的国家公诉人斯洛博丹-兰丹诺维奇宣布了第一批针对涉及2010年骚乱的足球流氓的案子。



学者多拉贡-孔孔维奇称,当涉及到武契奇的“向犯罪开战”时,政府压力下的法官判罪率从2012年的所有刑事诉讼的51%上升到了2014年的63%。然而在国家公诉人针对足球流氓的案子里,定罪率跌到了2.4%。


低定罪率显然和2012年武契奇用政府资金救助红星的决定有关。在任命其商业伙伴斯拉维萨-孔克萨为俱乐部副主席后,武契奇显然施压让大量法官在球队董事会中获得了荣誉席位。最高法庭的左兰-伊沃塞维奇和诺威卡-派克维奇快速地被任命了董事会席位。负责监督足球流氓案件的三位法官也接受了荣誉席位。


于是,贝尔格莱德第六城市法庭主席安特-博斯科维奇成为了红星集会的主席。这是一个先锋管理机构,而法官托米斯拉夫-泽科维奇和左兰-帕萨里奇也都获得了任命。


无论是否和这些任命有关,塞尔维亚的法官似乎都开始坚定地支持这个国家的足球流氓了。13名原本因2010年骚乱被判罪的足球流氓都在2013年一月被推翻了罪行。因此,329例针对足球流氓的案件中没有一件被判罪。


尤其是在帕萨里奇的那些案件中,有一些令人不安的程序性违规行为。针对阿兰-科斯蒂奇的案子,后者因八起严重身体伤害被起诉,被简单地驳回了,而且没有任何现场诉讼。


帕萨里奇的理由是因为警察无法找到科斯蒂奇,所以不能进行审讯。而当科斯蒂奇终于被捕后,帕萨里奇批准了保释,而非押监。尽管很明显,科斯蒂奇会再次跑路。这样的事在卢博米尔-马尔科维奇和亚历山大-瓦力奇的审讯中不断重复,尽管两人都受到了谋杀未遂的指控。


因贩毒而对亚历山大-斯坦科维奇的2013项指控将司法行动推向了新高度。贝尔格莱德第一法庭判斯坦科维奇有罪,但却拒绝把他送去监狱。在斯坦科维奇死前,法庭12次允许他推迟服刑。接受的理由包括斯坦科维奇患有尿路感染、腰间盘突出以及膝盖酸痛。


一些塞尔维亚人认为斯坦科维奇提供的医疗证据是在政府官员的帮助下伪造或取得的。塞尔维亚临床中心首席外科医生尼古拉-阿塔纳斯亚迪斯和另外七位认证医师的签名都呈现在法庭上。然而阿塔纳斯亚迪斯否认钱数过这些文件。


提供给法庭的其它证明室友国家医疗机构提供的,主要是军队附属医疗学院和急症中心。法官显然会对军队的证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2012年,塞尔维亚军队联盟的头脑尼古拉-安蒂奇在采访中承认斯坦科维奇和他的禁卫军经常受邀前往军事机构受训。有鉴于此,一些评论员认为军队为斯坦科维奇提供医疗诊断是非常方便的。


受到司法保护的鼓励,足球流氓显然开始扮演起政治执法者的角色。2014年在贝尔格莱德武契奇的竞选集会上,斯坦科维奇和他的禁卫军被拍到和塞尔维亚特种警察一起控制人群。当一个年轻的武契奇反对者开始咒骂着走向舞台时,斯坦科维奇打断了她,拽着她的头发把她拖走了。


这不是足球流氓第一次帮助控制人群了。在武契奇2017年五月的总统就职仪式上,小报kurur和blic拍摄了恶徒驱逐抗议者和记者,并施展了锁喉挤。团伙老大后来被认定是波尔克-阿兰尼托克维奇,斯坦科维奇在禁卫军的继任者。更令人担忧的是,阿兰尼托克维奇在与特种部队成员乃纳德-乌克维奇联络这驱逐抗议者。这种合作肯定不是偶然:乌克维奇和阿兰尼托克维奇在贝尔格莱德游击队比赛时就一起被拍到过。


还有报道称足球流氓帮助武契奇推行政治改革。在2016年议会选举前,武契奇和阿联酋一家公司签署了3亿欧元的合同,重新开发贝尔格莱德的滨水区。然而当地居民的反对使得武契奇在规划开发场地拆除现有建筑物的企图遭到挫败。结局?2016年四月选举当晚,30个据称是禁卫军的蒙面人轻易地推到了这些建筑。随后还杀死了唯一的目击者。


当塞尔维亚球迷到达莫斯科红场时,他们会看到著名的圣巴西尔大教堂的彩色洋葱穹顶。这个大教堂是16世纪的“恐怖的伊凡”下令建造的,导游一般会很调皮地告诉游客,建筑师的眼镜在教堂建成后被挖去。这样野蛮的故事可能会让一般的塞尔维亚游客感到不安,他们自己的“恐怖的伊凡”的鬼魂还不能降级到那么久远的历史去。这时离伊凡-博格达诺夫冲上球场挥舞着大阿尔巴尼亚旗帜才刚过去四年。


然而向东看着那克林姆林宫的红墙,塞尔维亚球迷可能更容易感到宾至如归。在普京的俄罗斯,塞尔维亚人会看到自己国家政权的镜像。在普京的民主管理中,足球流氓也被用作政治执法者,而空虚的媒体持续冬眠。三家最大的俄罗斯电视台都是国有的,或由国有企业经营。


在俄罗斯,足球流氓也被征召去参加对外战争。索瓦信息和分析中心,一家俄罗斯本土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研究机构,在2014年报道了克林姆林宫派遣了200名极右足球流氓出战乌克兰。类似的是,根据2016年的白厅报告,在马赛的欧洲杯中袭击英格兰球迷的那些俄罗斯人是普京的“制服服务”成员。


在俄罗斯,政府也试图消除足球流氓转变成好战分子的印象。如果普京确实使用了这些政治执法者,那么他无论如何都要确保俄罗斯世界杯期间,他们在全球观众的鼻子底下保持低调。在2016年十二月,超过一百名警察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成员袭击了流氓老家,查抄了军火武器。共计超过两百名俄罗斯流氓在世界杯期间被禁足。


尽管这个名字会让塞尔维亚人战栗,尽管所有这些会唤起往昔被遗忘的不堪回忆,但是塞尔维亚会发现在“恐怖的伊凡”的土地上如家般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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